《金榜题名之后》郑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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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扉页上提到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书中也指出，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作为实践模式的分类，“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不仅强调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的行动策略上的区别，还试图捕捉他们在组织大学生活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伦理立场和个人风格上的分歧。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现实中的优等生只分为两类，或某一个人只能带有某一类的特征。事实上，这两类模式仅仅描述了韦伯方法论意义上的两种理想类型，个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类型的特征，其比例和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根据我的观察，上述两类模式只有在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和最为优势的学生身上才各自体现得最为典型。从“目标掌控模式”到“直觉依赖模式”的渐变差异可被视为一个与学生出身弱势程度相对应的连续统。

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
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从分文理科到选择大学和专业……直到选择职业路径，“直觉依赖者”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很多行动都堪称“误打误撞”——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换句话说，他们的决策并不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在某种中长期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匹配。阅历和见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看清形势，因而即便他们的高考成绩优势到足以让他们任选专业，他们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难以将这种成绩优势转化为未来职业地位的优势。由于他们的“文化工具箱”中可供用来理解大学里的事物、组织行动策略的知识和信息过于匮乏，他们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要么随意盲目，要么缺少精打细算，以至于与“读书改变命运”的想象南辕北辙。并且，由于他们的家庭整体缺乏这种关于大学应该怎么上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只能独自摸索，没有后援。Megan Holland对美国第一代大学生挑选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对大学所知甚少，在挑选和比较大学时无从下手，大多采用比较随意的态度，或是只秉持非常局限的标准去选择。
总之，对家境优越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认知上较为熟悉、心理上有亲近感，甚至社会交往上也有些许联系的环境，入学后的适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们原本的习性并无明显的冲突。即或他们在大学中有不适应之处，他们也往往将这种不适归咎于大学，而不是自身。况且，即或不甚满意，他们还是能够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造访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更不用说见识过这些地方有名的大学。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孤身一人来城市里读书，好奇、陌生、胆怯、自卑等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习性错置(habitus dislocation)带来的冲击——Reay等人称之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原先的习性不再能驾驭新的精英场域，而新场域所要求的习性和文化技能他们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只能单凭对大学仅有的片面的知识、直觉和先前的习惯来行事——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直觉依赖模式”。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首先是对周遭社会环境的差距感与疏离感，感觉自己仿佛“走错了地方”。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出身寒微的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名校里“默认”的风格迥然不同。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是新环境中的异类。原有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被动摇，个体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故而无从谈起理性的自我认识和生涯规划。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故而容易产生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a 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低阶层大学生的习性好不容易适应了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却又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了考试主义的规则更复杂、更隐蔽的场域，入学以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他们在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承受双重的茫然无着感，加之基础教育经历又多强调苦学而不强调生涯目标的选择，他们在大学里起航的状态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迥然不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前路一片模糊，只好如履薄冰地凭着感觉行事，对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忐忑不安。
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Armstrong)和汉密尔顿(Laura T.Hamilton)提出，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只强调能力和表现差距的研究在解释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上存在的局限性。
成绩固然重要，不过作为大学各种机会资源分配、求职、升学的基本条件，它只是一道最基本的关口。英国社会学家Phillip Brown在二十年前就观察到，在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力(employability)越发成了一个建立在比较和排序之上的相对概念：毕业证书只是就业中的敲门砖，求职者还需要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个人品质、甚至性格和自我认同进行一系列管理和展现，才能获得雇主的青睐。这个诊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毕业生需要精心打造自己的简历，不仅展示自己在大学的学业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履历来展示自己的素质和品质，例如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而在打造简历时，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性投入（包括人际交往、实习、实践等）比学习投入可能更重要。泽斌正是因为认清了这一现实，才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在课外的实习实践上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在打造履历的过程中，学生投入过的重要组织和课外活动将一个抽象的学生形象逐渐描画丰满。凭着这份简历，面试官才有理由断定他有足够的资质胜任他所申请的职位或学位。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将与这些实践和相连的文化产生密切的关系，生涯目标也将由此变得更加清晰。因此，对大学中社会性投入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实际上是顺应场域规则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化倾向。大多数“目标掌控者”都清楚，他们需要通过在大学期间参与各类社团、校内外组织、实习实践、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投入，为自己的简历积累增值要素，也使自己心目中职业理想的雏形逐渐变得丰满具体。
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会对校园中的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保持着一定的拒斥感，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活动视作是对他们的主业——学习——的一种干扰。换句话说，他们的阶层习性没有为他们养成对社会性投入的向往和积极性，也没有令他们足够地意识到社会性投入在生涯发展上的价值，再加上习惯性地对学业的重视，使得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投入程度较低。

如果说资本化过程奠定了各类玩家在游戏中的基本倾向，那么本章所讨论的投入过程则更直接地为他们积累了可用于关底对决（毕业出路）的装备与能力值。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业投入，课外社交活动的参与、与老师的互动、同学社交圈子的营建，既是融入大学生活的过程，也是能力形成、奠定简历优势的过程，甚至还可能是重组文化工具箱、发生习性转换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在大学这一局的游戏规则里，学业投入是“初赛”，社会性投入则是“预决赛”。课外的社会性投入尤其重要，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大学生活经历在帮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上功劳卓著。在这一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在有限的游戏时间内，带着什么样的实践模式来走完迷宫路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在游戏出口处是从容还是仓惶。

经过一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短处，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终极目的，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这条探索之路对所有人而言都并非易事，自主驱动者们只是在这条路上更有意识、也更容易获取支持。最终，自我驱动者们会在心里将“自己真正想做的”和“条件允许我做的”、“很多人都去做的”，以及“父母希望我做的”等等选项做一番比较，并且基于自己深刻内化的一套逻辑圆融的世界观去作出本心所愿的选择。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系统已经颇为确信，并且对意义感和价值感表达出相当高的需要，以至于他们真的会依据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对各种潜在的选项做出评判，最终指向一个确定的选择。
其实，无论在哪个主轴上徘徊，只要能找着自己在价值坐标上的位置，就有利于尽早确定生涯方向，提前为毕业铺平道路。遗憾的是，出于家庭资源和信息来源的局限，他们的观念来源本身就比较狭窄，加上父辈们的偏见、道听途说的看法、自己的猜测……他们掌握的观念通常不成体系，如同箱子里横七竖八的零碎工具，互不配塔、甚至互有抵牾，而且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学这个具体而又相对陌生的场域。结果是，到了毕业前夕，他们往往仍然想不清自己到底要走哪条路。毕业出路对他们而言谈不上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更多地是一种情急之下的权宜之策。
就这样，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自己微弱的理想等若干选项的纠结之间，在残酷的竞争结果面前，“迷失无从者”总是最容易陷入一种被选择的局面。迷茫的目标和匮乏的信息与策略共同导致了一种“生涯目标失焦、简历一盘散沙”的状态。在左顾右盼、举棋不定之间，四年光阴匆匆逝去，使得“迷失无从者”极易错失为毕业出路做准备的窗口期，其名校文凭对职业地位的兑换能力也不免随之缩水。
对“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接受为“价值归顺者”带来了一种获得学术职业和政府体制接纳的可能性。自80年代初以来，过去以“统”和“包”为主的计划分配体制被“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竞争机制所代替，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处境与市场主导的西方国家具有了更多相似性。尽管如此，对于市场转型阶段中国精英的形成，学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融通。万闻华和方长春甚至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也就是说，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而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与体制资源有诸多衔接之处，这就为一种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赞助性流动”创造了可能性。众所周知，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正式组织，会为其成员创造和提供多种多样的上升机会，直观的例子包括校内行政岗位、直研深造、留校任教、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输送选调生等。比起一直迟疑彷徨的“迷失无从者”，“价值归顺者”的优势就在于，他们顺从了大学的主流价值导向，并据此选择了大学提供赞助的生涯发展方向，因而获得了一条走得通的出路。
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创作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通过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通过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整体，人们得以获得自我认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面对“文化迷失”带来的困境，寒门学子不妨尝试用笔写下或向他人叙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在写作或讲述过程中，特别注意挖掘自己在经历多个成长阶段后也从不曾改变的特质，或者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愿望或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