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约瑟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换言之“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为了避免讨论拘泥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将目光投向容易量化的科技成果——枪炮、造船技术等。笔者倾向于将科学与技术看做一个黑箱，其物质成果则是输出。一个现实的科技成果产生的背后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无论是技术还是科学理论，若不能转化成科技成果，不能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那么对它们的讨论意义都不大。与其质问“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倒不如问些更“实在”的问题，如：为什么是大英帝国在1840年用枪炮与鸦片轰开中国的大门，而不是正好相反？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将“李约瑟问题”重新表述为：为何中国古代无法率先孕育出近代意义上的强大的物质文明？
在阅读相关论文之时，笔者也注意到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否定“李约瑟问题”，如“无科学说”、“伪问题说”、“有毛病说”、“逻辑矛盾说”等。笔者认为讨论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找出抑制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因素，从而对现今科学的发展有所帮助。而在这个意义上，对“李约瑟问题”的否定就显得毫无必要。不可否认的是，“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引发了东西方社会的大讨论，对中国现今的教育与科技体制探索与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不予讨论。
二．“李约瑟”问题的粗浅解答
古代中国从长江、黄河流域发展而起，中原地区适宜的气候环境对农耕文明的发展十分有利。从夏商周时期起，华夏文明从发祥地开始进行扩张，所遇到的地理障碍较小，期间也并未遭到强大异族政权的阻碍。由于外围天然地理隔离的存在（北有沙漠，南有丘陵，西为高原，东临沧海），外族入侵的威胁与欧洲相比小了很多，东亚大陆地区无法形成对华夏政权产生全面威胁的异族政权。东亚临海的岛屿面积较小，也无法孕育出对华夏文明构成威胁的强大文明。广阔的生存空间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外敌威胁的缺失也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凭借时间与空间上的优势，华夏文明便顺势发展壮大而起，迅速占领了亚洲东部地区。
作为中国母亲河的长江与黄河不仅哺育了华夏文明，客观上也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统一进程。长江与黄河横贯整个中国，发达的水利交通加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力地将整个中国连接而起，历史上就有不少借助水运的便利进而最终实现南北统一的例子。此外，作为一个极度依赖农业的农耕文明，水利不可避免得成为一个国家的命脉。但在分裂割据状态下，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流域上下各国兴建堤防、不顾他国利益的行为也损害了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而言之，种种主观与客观、偶尔与必然的因素最终促成了古代中国的统一。现在，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的稳定。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决定了古代中国无法采用古希腊式的民主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古代的科技水平下并不能维持一个大国的长期稳定与统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上文提到的水利问题也迫使华夏文明建立一个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大量资源兴建水利工程的强大政权。北方游牧文明的侵扰、统治者个人的欲望、人民对幸福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诞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庞大的帝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于是封建官僚制度应运而生，一整套由中央层层统摄的严密的统治机构被建立起来，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完善。同时，为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有充分的人选，还配备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选拔及职官管理制度。在这其中，科举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得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员对权力的向往，加剧了中国古代人才以做官为人生唯一目的的社会风气，使得大量人才涌向官场，客观上减少了中国古代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才数量，阻碍了中国古代的科技事业的发展。
此外，维持一个大国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大量的赋税，修建大型工程需要调动大量人口，农业劳作也需要人来进行长期的照料与管理。显然，人口的频繁流动都与这些基本要求相冲突。于是统治者创造了户籍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古代历代政府正是凭借这个制度，得以较轻松地稽查户口、征收赋税、调派徭役，从而巩固统治，维持社会秩序。但是，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思想与学术的交流，同样不利于商业的发展，抑制了中国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文化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儒家学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孔子创建起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急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武力统一血腥而残暴，看似遥遥无期，于是孔子将目光投向了人本身——通过各种伦理制度、等级制度来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可见，自诞生之日起，儒家文化就以处理人事、维持稳定为主要目的，有一种以内向视角审视问题的思维模式，十分适合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同时期的另一显学“墨家”则更倾向于将视角转向外界环境。两种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模式导致了两种学说后期思想发展的不同趋势。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自汉武帝始，统治者认识到了孔子学说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遂“独尊儒术”加以大力推广，从而使得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它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追求幸福于内心，不应向外寻求幸福”（冯友兰）的结果。而墨家则因儒家的打压以及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等“缺陷”在历史中逐渐消亡，实为中国文化与科学事业的一大损失。
统一的帝国已经被缔造，文化也得到了统一。凭借着同根同源同文字的人口优势，华夏文明一方面稀释着异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发挥自身强大的同化作用，影响着周边的异族文化。再辅以种种政治手段，最终化外患为藩属国。这个文化与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使得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军事战争次数小于所需的“保健量”。国之虽强，内乱必衰；国之虽大，忘战必亡。“少外战”使得军事战争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效果被削弱；“多内战”则消耗了一个国家的大量资源，对技术的推动十分有限。两者结合共同导致了宋代之后明清科技落后的局面。
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带来的是人口的激增，人多地少的局面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营规模过小，早期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导致推广新科技的动力不足。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贵族，也并没有如希腊人那般热爱知识与辩论，而是看中了权力与农业投资的高回报率，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与地产投资之中。而这两者对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李约瑟问题”应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出发进行多角度解释。
三．“李约瑟问题”引发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在长期的地理隔离中发展逐渐落后的事实，引发笔者去思考另一些问题：一个怎样的文明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不借助外在力量的干预下实现文明的可持续进步？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广阔的时空所隔绝，其科技发展速率与宇宙其他文明相比又如何？关于这些问题，笔者的水平有限，思考还十分粗浅。或许从系统科学出发，参照生物进化来看待这些问题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参考文献：
- 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 程有为《中国古代统一的条件和基本经验》
- 《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 董英哲《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 洪晓楠《近20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进展》
- 孙晔《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 疏志芳，汪志国 《近十年来“李约瑟难题”研究综述》
-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 靳清，贾全星《基于战争视角的“李约瑟之谜”的一个新解释》
- 刘慈欣《三体》